胡欣红
4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文章《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读后感慨良多。
人口稠密，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素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意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中日两国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于是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加挞伐。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这与经济经历飞速发展，同样受困于应试教育并力推素质教育的当下中国何其相似。然而，日本30年的“宽松教育”，不仅没有实现减负目的，反而酿成了“公立瘦弱，私营肥满”，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等后果。学生“宽松”之后，基础教育也垮了。没有了学业压力，怪物小孩开始成为日本校园中热门的词汇，嬉笑嘈杂、俨然把教室当成了游乐场的情形司空见惯，老师被学生欺负或无视随处可见……“宽松教育”下产生的“宽松世代”，被外界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成了教育改革失败的试验品。
有鉴于此，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2020年起将在小中高学校依次实施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大量增加了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被人们解读为告别“宽松教育”的宣言。日本的“宽松教育”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素质教育又将何去何从？日本“减负”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有媒体甚至特地标上“吹捧素质教育的都该看看”之类的话语，刺激着国人的眼球。
对于借“宽松教育”失败而对素质教育大加嘲讽的声音，笔者不敢苟同。为孩子减负，让他们快乐地学习，何错之有？中日国情虽极其相似，但毕竟存在很多差异，岂能简单类比？教育是包罗万象，极其纷繁复杂之事，绝不能以一时一地一国的成败作为定论。进一步说，提升素质、减轻负担的宗旨并没有错，但如何实施却大有文章可做。姑且不论素质教育与“宽松教育”内涵的差异，即便就“宽松教育”而言，恐怕也存有理解的偏颇。
减负不能简单理解为课时和内容的削减，更不能等同于没有原则的“宽松”。负担轻重，“量”固然是一个考量因素，但“质”更是关键所系，对所学的内容有兴趣，再苦再累都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减负的要旨在于尽可能遵从学生的志趣，激发其本性的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自觉地投入于学习之中。
由于相似的社会背景，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确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最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宁可缓慢推进，切莫轻举妄动。“摸着石头过河”或许可以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常态，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许失败的，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是不能承受之痛。各级教育主政者必须抱着“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态，积极探索，谨慎行动，从长计议。反之，如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更可能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