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博物馆，研究人员将一件陶罐放置在特殊改装过的体视显微镜下准备进行观察分析。 本报记者 邓伟摄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里，一件明代青花鱼藻纹大缸倒扣在工作台上，一位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手持一把“枪”式检测器，对准缸口处“大明嘉靖年制”的款识，按下检测键。
眨眼的工夫，这台体量与地铁手持安检仪相仿的设备，已经开始“格物”——小显示屏上，快速交替闪现红、绿两色谱线图，一组组数据涌出来。
90秒后，设备给出了最终答案——一张元素成分谱线图，还有一组元素含量比例的数据。首博研究人员杜侃解读：“钴元素的含量与明代青花瓷特征符合。”
“同样是蓝色，有时候是铜离子显色，肉眼很难分辨。通过设备辨别，未来补色的时候，材料就会更加‘原汁原味’，力争老料原工艺。”首博瓷器修复专家吕淑玲戴着白手套，站在一旁讲解，“如果单纯修补这件开裂的大缸，需要三个月。但随着科技手段的介入，针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
很多研究，是依托杜侃所在的部门完成的。今年，该部门从原本的技术部更名为“保护科技与传统技艺研究部”。
在这座博物馆，“跨界”文博领域的科技花了10余年时间，得以“冠名”。“最初的科技设备都是大件儿，一间实验室就能摆下一两台设备。”杜侃带着记者到实验室一探究竟。
“这是激光共焦拉曼光谱仪，可以对有机及部分无机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测定分子结构，比如对绘画的颜料、陶瓷的釉料等进行分析”；“X射线衍射仪，可以测定文物和腐蚀物种的晶体化学结构，比如青铜锈蚀产物、出土纺织品上的结晶盐等都可以通过这台设备进行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文物可以被放大10万倍以上，从而对其构成的元素进行分析，还可以拍摄丝织品单丝上的局部现状电子照片”……
一台又一台名字拗口、高端的设备，都是成熟的技术成果。杜侃解释：“我们面对的文物，动辄数百岁，必须精心伺候，容不得一点马虎，所以无论是修复、还是前期的研究都需要用最稳妥、最成熟的技术。”
走到一间实验室，三位工作人员正在使用三维视频显微镜，为一件汉代陶俑做“体检”。文物保护专家何海平小心翼翼地将陶俑躯干摆放到置物台上，白色柔光下，断裂的部分呈现出黑褐色，而在他身侧的电脑屏幕上，这部分被放大出来。
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曾经修补过的痕迹，这次需要先对这些物质进行分析，才能确定最终的修复方案。”
半个小时后，陶俑被妥善放回囊匣，下一位被“问诊”的是一件汉代彩陶罐。何海平没拿文物，先小心翼翼地将目镜往下调整了大约10厘米。他说：“科技设备引入博物馆，也需要重新改良。比如我们会将很多探头改成可移动式的，方便大件文物的检测。但文物每次都需要从库房提取到实验室，不可避免会增加安全隐患。”
杜侃说：“即便如此，类似刚看到的嘉靖款大缸等‘大块头’，在以前还是很难完成检测的。还有些检测可遇不可求，因为需要取样分析，遇到完整器文物，就只能放弃了。”
“现在检测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大块头’文物不用大动，也可以完成检测。” 吕淑玲拿这件在首博库房里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大缸为例，“这件文物曾经开裂，有锔钉，用便携式设备就完成了检测。经过检测，就可以判断质地，了解历史修复的细节。经过对缸内提取物的检测分析，可以推断出缸是一件实用器，当年很可能用于存水或者养鱼。”她指着缸底的裂缝说：“经过信息采集，我们发现这个缸‘出厂’的时候就有裂纹，算是先天不足。这也为后来的开裂埋下了隐患。”
下一步，这些大缸的前世今生还将录入大数据库，工作人员可随时调取。“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为大缸选择更合适的展览亮相。入展厅前，可以调取大缸习惯的温湿度信息，为它量身定制展柜环境。未来再次修缮时，大缸历次的修缮信息也可以被提取出来，当作参考。”
科技进入博物馆，越来越多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信息采集得越多，挖掘到的历史线索就越多。”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这样告诉记者。
最近，百余台无线传感器在首博的展厅里上岗了，随时监测环境温湿度以及气体、微生物等信息，并将信息实时传递到实验室。高清扫描设备也计划近期更新，可以在“亿像素”级别采集文物表面的一手信息。
格物，目的是致知。采访过程中，杜侃多次提到，“科技，不是让文物返老还童，而是最大限度地让文物延年益寿。”
